那些花儿（二）

距与G的见面已经有些日子了，除了她的蜡染上衣和轻摇的小景泰蓝耳环外，关于G，我还有其他不少的记忆。



那次见面时间很短，印象却很深。我们在华盛顿，在她工作的机构的图书室里聊天。按照最初的安排，是个比较正式的见面，我们应该探讨很严肃的话题。见了面后，寒暄几句，就发现双方有不少共同认识的人。世界其实不大，常常可能的情形是A面对的是B，聊了两句后发现B是C的好友，C又与D相熟， D没准儿昨天还在和A一起吃过饭或打过球呢。这样，感觉上，A与B好像凭空地亲近了一些。



除了这种亲近感外，G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她鲜明的参政意识，以及具体的参政实践。我们很快就开始聊起了美国的中期选举，以及就要开始的大选。海外优秀的华人很多，活跃在商界和各种专业领域的很多，这样突出的热心政治的人并不多。关心政治而又有机地融入到当地主流的政治活动的就更少之又少了。如果有，那当然是弥足珍贵的。关心政治可能和她的专业—社会学有关，也可能与她工作—工会相关领域相关。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具体是那个因素，确定了人的性格，那些因素推动了一个人向某个方向去。



G的学历和经历是令一般人望其项背的。由北大到哈佛，由本科到博士。然后，G和其他许多的文科生的选择一样，留美教书了。优秀的G是幸运的，在UC系列的一流大学里教社会学。她的一个说法，在我心里是很有共鸣的。她说她感觉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幸运的，赶上这么好的时候，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发挥的空间怎么大。



“我是出了名的恶”，G说。其实，当然不是恶，而是不妥协，不苟活。有渊博的人，选择了站在人生边上。G显然不是，她是积极的践行者。她说到了从大学辞职后，她在另外一个机构短暂工作一段时间。卷入了一场反就业歧视官司。我拜访她的那天，她刚胜诉不久，感慨颇多。G本身是优秀，G还有非常强有力的外援，G的老公毕业于耶鲁现是执业律师。即便如此，G还是觉得这官司耗时间、耗精力。胜诉后的G，感概非常多，她说自己切身体会到了在美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艰难。



愉快的谈话中，时间飞过。我告辞前，G打印了一些她的近些时间里写的杂文给我。一路上读下来，更体会到了G思维的犀利，言辞的雄辩。而且，更加可贵的是，她真正是做到深入浅出的。



回沪后，看到一些不着调的东西，我想起了G。很想读她的文字，于是检索，发现了十几年前她记述的她自己在一个暑假期间，进行课题调研，闯关的小经历。为那些无奈叹息，也想想的出当时的G，急中生智。G说她以要上洗手间为借口，把自己认为可靠的联系方式写在手纸上，然后塞给排队过海关的看模样可以信任的人。其实可怜的G当时也别无选择吧。像间谍片的情节实录。其实，生活远远比任何人的想像力都丰富。不是那些码字的人“太有才”了，而是生活，生活本身。



看看山西，矿难频发，地下黑奴工，关注很多，口水也多。我想起了G。这些应该是她关注的领域。